方向明:如何读识良渚玉器
方向明:如何读识良渚玉器
方向明:如何读识良渚玉器中新社(zhōngxīnshè)银川(yínchuān)6月18日电 题:为何说苏峪口瓷窑址改写中国陶瓷技术史?
——专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元明清考古研究室(yánjiūshì)主任柴平平
苏峪口瓷窑址是(shì)西夏烧造白瓷的主要窑场(yáochǎng),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,瓷窑址首次揭示出宋、元时期单个完整窑场的规模、构成(gòuchéng)及工艺流程,对于中国同一时期窑场的重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。
苏峪口瓷窑址(yáozhǐ)先进的瓷器烧造技艺从何而来?为何说苏峪口瓷窑址改写了中国陶瓷技术的历史?苏峪口瓷窑址如何反映两宋(liǎngsòng)时期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史实,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?近日,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宁夏文物考古(kǎogǔ)(kǎogǔ)研究所宋元明清考古研究室(基建考古室)主任、副研究馆员柴平平(píngpíng),对此进行解读。
现将(xiànjiāng)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中新社(zhōngxīnshè)记者:苏峪口瓷窑址是如何被发现和发掘的?
柴平平:苏峪口瓷窑址位于(wèiyú)今宁夏贺兰山东麓中段的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约(yuē)10公里处(chù),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,系201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(zài)进行贺兰山东麓古代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时发现,地表残存窑炉13处,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。
整个(zhěnggè)窑址区位于山坳处,大体呈梯形(tīxíng),南宽北窄。所在地势(shì)北高南低,两侧高、中间低,中间有一较大冲沟,窑炉(yáolú)位于冲沟两侧的坡地上,大部分窑炉残存部分窑壁。窑址西南距拜寺口西夏寺院约15公里、距西夏陵约40公里。
2021年(nián)至2024年,为探索西北地区精细白瓷(báicí)生产的(de)窑业面貌、探寻西夏陵等出土细白瓷产地相关学术问题,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对Y1—Y6的6座窑炉(yáolú)进行正式(zhèngshì)发掘,发掘面积(miànjī)2400平方米,出土大量全新的高质量精细白瓷产品与各类窑具等,并在窑场周围发现开采瓷土、煤、石英、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遗迹。
苏峪口瓷窑出土的白瓷板瓦。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(gōngtú)
中新社记者:苏峪口瓷窑址出土(chūtǔ)的瓷器有何特点?其如何被(bèi)确定为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?
柴平平:苏峪口瓷窑址出土遗物数量较多,可分为瓷器、制瓷工具、窑具(yáojù)、金属钱币等几大类,另有少量铁器和(hé)陶器。
其中,瓷器产品以精细白瓷为大宗。其胎质洁白(jiébái)、釉色温润,有的白中微泛青,施釉均匀,玻璃质感和透光性较强;素面为主,常见(chángjiàn)花口与瓜棱等简单装饰。依用途可分为日常生活用瓷(yòngcí)与建筑(jiànzhù)构件等,日常生活用瓷以碗、盘(pán)、盏、碟等为主,亦有花口瓶、梅瓶、玉壶春瓶、执壶、罐等大型的复杂造型器物,此外还有少量佛像与纺轮;建筑构件主要为白瓷板瓦、瓷质(cízhì)鸱吻残块等。
窑具有匣钵、支烧具、垫具、火照等,匣钵整体呈圆筒状,近底(jìndǐ)腹壁有三个圆形穿孔且(qiě)有较多捺窝。白色或灰白色胎,胎质较细腻(xìnì),胎中含少量石英砂,口沿有釉,外壁多有窑汗。少量匣钵外壁有戳印(chuōyìn)“官”字。
制瓷工具(gōngjù)(gōngjù)包括原材料加工工具和坯件成型工具。原材料加工工具有石臼、石杵、研磨棒及石锤等;坯件成型工具有轴顶碗、荡箍等。
苏峪口瓷窑址烧造的产品与西夏陵、贺兰山(hèlánshān)东麓的西夏离宫、寺庙等(děng)遗址出土(chūtǔ)的精细白瓷及白瓷板瓦等建筑构件基本一致,而且多件匣钵上戳“官”字款,可确定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,属于西夏官窑。
苏峪口瓷窑出土的(de)透光白瓷。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
中新社(zhōngxīnshè)记者:苏峪口瓷窑址独特而高超的(de)窑业技术从何而来?为何称其改写了中国陶瓷技术的历史?
柴平平:苏峪口瓷窑址的(de)(de)(de)马蹄形窑炉(yáolú)(yáolú)为中国北方地区传统的窑炉类型(lèixíng),是具有北方地区黄河流域技术文化特征的窑业工具。此种窑炉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,在宋代完成了改造,出现了窑箅和排渣坑,采用煤炭作为燃料,窑炉多用条砖砌筑。苏峪口瓷窑址的窑炉在形制上采用北方地区宋代流行(liúxíng)的窑炉类型,但在砌筑窑炉的材料上以条石建造,未用北方地区流行的条砖,这是当时窑工在新的环境下就地取材的一种创新。
苏峪口瓷窑址的器物均使用匣钵正烧,碗盘类等器物在(zài)(zài)匣钵内多件涩(sè)圈叠烧,瓶、罐类等器物单件装烧。涩圈叠烧技术(jìshù)始于五代时期的定窑,是两宋时期北方窑场的主要装烧技术。北方各窑在叠烧时,有的会(huì)在涩圈内铺一层细沙等以使瓷坯之间分隔,但苏峪口瓷窑的碗、盘、碟等涩圈叠烧器物均在涩圈上直接叠烧,将这一技术发挥到极致。
苏峪口瓷窑址(yáozhǐ)首次发现了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大规模用釉封(fēng)匣钵口的(de)装烧技术。窑址中器物装烧工具为直筒型瓷质匣钵,高矮不一,胎质较粗,但胎色洁白,夹石英颗粒,口沿处(yánchù)涂釉一圈。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主要流行(liúxíng)于南方地区的越窑,北方窑场使用较少,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匣钵均用釉封口,反映了其技术来源(láiyuán)的复杂性和对瓷器质量的高要求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苏峪口瓷(cí)窑址出土器物使用了瓷胎中添加石英(脉石英)以改变(gǎibiàn)瓷胎性状、结构的“二元(èryuán)配方”技术,这在两宋时期全国窑场中系首次发现,在中国的窑业技术上独树一帜,将中国瓷胎“二元配方”技术从元代提前(tíqián)到西夏。“二元配方”技术使瓷器质地(zhìdì)更(gèng)坚硬,降低了熔点,减少了变形和开裂的风险,烧制(shāozhì)出的瓷器表面更润泽。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瓷器中,石英含量及性能参数接近或达到现代“高石英瓷”的技术标准,是中国“高石英瓷”的最早发现。
苏峪口瓷窑出土(chūtǔ)的瓜棱罐。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
中新社记者:苏峪口瓷窑址如何反映两宋(liǎngsòng)时期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史实,为何说它是(shì)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有力见证?
柴平平:苏峪口瓷窑址作为西夏官窑,与宋、辽(liáo)、金时期(shíqī)的官窑比较接近,说明北宋、辽、西夏、金都有服务(fúwù)于宫廷的窑场,而且西夏官窑与宋、辽官窑在产品面貌、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以及管理制度的趋同等,反映了不同政治(zhèngzhì)区域内的文化交流是趋向(qūxiàng)统一的,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在瓷业生产上的表现。
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成果以全新的材料助推了陶瓷考古的发展,并从瓷业生产的角度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(hé)创新性,实证了两宋(liǎngsòng)时期(shíqī)(shíqī)民族融合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(yītǐ)进程。辽、宋、金(jīn)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,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和文化交流(wénhuàjiāoliú)、文化与管理制度的趋同,为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,苏峪口窑场的出土资料对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和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价值。(完)
柴平平,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,宁夏文物(wénwù)考古研究所宋元明清(míngqīng)考古研究室(基建考古室)主任,副研究馆员,主攻宋元考古和陶瓷考古研究。参与的(de)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项(xiàng)目获评“2022年中国考古新(xīn)发现”。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,在核心期刊《考古》《文物》《考古与文物》等发表相关学术文章。
中新社(zhōngxīnshè)银川(yínchuān)6月18日电 题:为何说苏峪口瓷窑址改写中国陶瓷技术史?
——专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元明清考古研究室(yánjiūshì)主任柴平平
苏峪口瓷窑址是(shì)西夏烧造白瓷的主要窑场(yáochǎng),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,瓷窑址首次揭示出宋、元时期单个完整窑场的规模、构成(gòuchéng)及工艺流程,对于中国同一时期窑场的重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。
苏峪口瓷窑址(yáozhǐ)先进的瓷器烧造技艺从何而来?为何说苏峪口瓷窑址改写了中国陶瓷技术的历史?苏峪口瓷窑址如何反映两宋(liǎngsòng)时期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史实,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?近日,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宁夏文物考古(kǎogǔ)(kǎogǔ)研究所宋元明清考古研究室(基建考古室)主任、副研究馆员柴平平(píngpíng),对此进行解读。
现将(xiànjiāng)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中新社(zhōngxīnshè)记者:苏峪口瓷窑址是如何被发现和发掘的?
柴平平:苏峪口瓷窑址位于(wèiyú)今宁夏贺兰山东麓中段的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约(yuē)10公里处(chù),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,系201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(zài)进行贺兰山东麓古代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时发现,地表残存窑炉13处,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。
整个(zhěnggè)窑址区位于山坳处,大体呈梯形(tīxíng),南宽北窄。所在地势(shì)北高南低,两侧高、中间低,中间有一较大冲沟,窑炉(yáolú)位于冲沟两侧的坡地上,大部分窑炉残存部分窑壁。窑址西南距拜寺口西夏寺院约15公里、距西夏陵约40公里。
2021年(nián)至2024年,为探索西北地区精细白瓷(báicí)生产的(de)窑业面貌、探寻西夏陵等出土细白瓷产地相关学术问题,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对Y1—Y6的6座窑炉(yáolú)进行正式(zhèngshì)发掘,发掘面积(miànjī)2400平方米,出土大量全新的高质量精细白瓷产品与各类窑具等,并在窑场周围发现开采瓷土、煤、石英、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遗迹。
苏峪口瓷窑出土的白瓷板瓦。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(gōngtú)
中新社记者:苏峪口瓷窑址出土(chūtǔ)的瓷器有何特点?其如何被(bèi)确定为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?
柴平平:苏峪口瓷窑址出土遗物数量较多,可分为瓷器、制瓷工具、窑具(yáojù)、金属钱币等几大类,另有少量铁器和(hé)陶器。
其中,瓷器产品以精细白瓷为大宗。其胎质洁白(jiébái)、釉色温润,有的白中微泛青,施釉均匀,玻璃质感和透光性较强;素面为主,常见(chángjiàn)花口与瓜棱等简单装饰。依用途可分为日常生活用瓷(yòngcí)与建筑(jiànzhù)构件等,日常生活用瓷以碗、盘(pán)、盏、碟等为主,亦有花口瓶、梅瓶、玉壶春瓶、执壶、罐等大型的复杂造型器物,此外还有少量佛像与纺轮;建筑构件主要为白瓷板瓦、瓷质(cízhì)鸱吻残块等。
窑具有匣钵、支烧具、垫具、火照等,匣钵整体呈圆筒状,近底(jìndǐ)腹壁有三个圆形穿孔且(qiě)有较多捺窝。白色或灰白色胎,胎质较细腻(xìnì),胎中含少量石英砂,口沿有釉,外壁多有窑汗。少量匣钵外壁有戳印(chuōyìn)“官”字。
制瓷工具(gōngjù)(gōngjù)包括原材料加工工具和坯件成型工具。原材料加工工具有石臼、石杵、研磨棒及石锤等;坯件成型工具有轴顶碗、荡箍等。
苏峪口瓷窑址烧造的产品与西夏陵、贺兰山(hèlánshān)东麓的西夏离宫、寺庙等(děng)遗址出土(chūtǔ)的精细白瓷及白瓷板瓦等建筑构件基本一致,而且多件匣钵上戳“官”字款,可确定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,属于西夏官窑。
苏峪口瓷窑出土的(de)透光白瓷。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
中新社(zhōngxīnshè)记者:苏峪口瓷窑址独特而高超的(de)窑业技术从何而来?为何称其改写了中国陶瓷技术的历史?
柴平平:苏峪口瓷窑址的(de)(de)(de)马蹄形窑炉(yáolú)(yáolú)为中国北方地区传统的窑炉类型(lèixíng),是具有北方地区黄河流域技术文化特征的窑业工具。此种窑炉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,在宋代完成了改造,出现了窑箅和排渣坑,采用煤炭作为燃料,窑炉多用条砖砌筑。苏峪口瓷窑址的窑炉在形制上采用北方地区宋代流行(liúxíng)的窑炉类型,但在砌筑窑炉的材料上以条石建造,未用北方地区流行的条砖,这是当时窑工在新的环境下就地取材的一种创新。
苏峪口瓷窑址的器物均使用匣钵正烧,碗盘类等器物在(zài)(zài)匣钵内多件涩(sè)圈叠烧,瓶、罐类等器物单件装烧。涩圈叠烧技术(jìshù)始于五代时期的定窑,是两宋时期北方窑场的主要装烧技术。北方各窑在叠烧时,有的会(huì)在涩圈内铺一层细沙等以使瓷坯之间分隔,但苏峪口瓷窑的碗、盘、碟等涩圈叠烧器物均在涩圈上直接叠烧,将这一技术发挥到极致。
苏峪口瓷窑址(yáozhǐ)首次发现了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大规模用釉封(fēng)匣钵口的(de)装烧技术。窑址中器物装烧工具为直筒型瓷质匣钵,高矮不一,胎质较粗,但胎色洁白,夹石英颗粒,口沿处(yánchù)涂釉一圈。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主要流行(liúxíng)于南方地区的越窑,北方窑场使用较少,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匣钵均用釉封口,反映了其技术来源(láiyuán)的复杂性和对瓷器质量的高要求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苏峪口瓷(cí)窑址出土器物使用了瓷胎中添加石英(脉石英)以改变(gǎibiàn)瓷胎性状、结构的“二元(èryuán)配方”技术,这在两宋时期全国窑场中系首次发现,在中国的窑业技术上独树一帜,将中国瓷胎“二元配方”技术从元代提前(tíqián)到西夏。“二元配方”技术使瓷器质地(zhìdì)更(gèng)坚硬,降低了熔点,减少了变形和开裂的风险,烧制(shāozhì)出的瓷器表面更润泽。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瓷器中,石英含量及性能参数接近或达到现代“高石英瓷”的技术标准,是中国“高石英瓷”的最早发现。
苏峪口瓷窑出土(chūtǔ)的瓜棱罐。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
中新社记者:苏峪口瓷窑址如何反映两宋(liǎngsòng)时期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史实,为何说它是(shì)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有力见证?
柴平平:苏峪口瓷窑址作为西夏官窑,与宋、辽(liáo)、金时期(shíqī)的官窑比较接近,说明北宋、辽、西夏、金都有服务(fúwù)于宫廷的窑场,而且西夏官窑与宋、辽官窑在产品面貌、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以及管理制度的趋同等,反映了不同政治(zhèngzhì)区域内的文化交流是趋向(qūxiàng)统一的,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在瓷业生产上的表现。
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成果以全新的材料助推了陶瓷考古的发展,并从瓷业生产的角度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(hé)创新性,实证了两宋(liǎngsòng)时期(shíqī)(shíqī)民族融合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(yītǐ)进程。辽、宋、金(jīn)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,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和文化交流(wénhuàjiāoliú)、文化与管理制度的趋同,为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,苏峪口窑场的出土资料对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和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价值。(完)
柴平平,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,宁夏文物(wénwù)考古研究所宋元明清(míngqīng)考古研究室(基建考古室)主任,副研究馆员,主攻宋元考古和陶瓷考古研究。参与的(de)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项(xiàng)目获评“2022年中国考古新(xīn)发现”。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,在核心期刊《考古》《文物》《考古与文物》等发表相关学术文章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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